“依法治国”被写入了宪法，文化人的法律意识似乎也因此强烈起来，于是便同时搞出了两桩颇具声响的诉案：《诗刊》告《太原日报》；读者赵亚虎告作家伊沙，兴讼的原由都为了挽回名誉损失。对于名誉，中国人一向是矛盾的。被旁人伤及之前，不大看重这虚妄的事物，平常即使糟蹋些也难得在意。如果感觉被外力侵犯了，才宝贝般地珍惜起来。大约是认准了一点：自己的东西无论好坏，只能由自己处置。这认识确实切合了最基本的法理，然而，称之为“文化官司”不如唤作“名誉官司”更恰当。虽然如此，终究与文章、文人有关，仍然具有引发文化思考的价值。
有意思的是，导致诉讼的都是议论类文字，而它们的作者也都是喜欢写诗之人。拜读过金汝平先生的文章“《诗刊》：你要堕落到几时”，发现正是当今诗人信守的“感性至上”的话语方式令金先生成为了被告。崇拜感性的诗人如果秉持这种态度写作杂文，成为被告当在情理之中。文艺批评类杂文与小说、诗歌在运用语言方面的本质分别在于强调理性、必须保证逻辑的圆满。杂文作者必须懂得推论，必须接受逻辑的约束。文艺批评，唯有通过讲解道理才能服人。如果不打算服人，就图发泄解气，很可能不讲理，接近了谩骂。无理的谩骂或许也是一种“战斗”，古代战将便常利用来扰乱敌手的心智。但它绝不是文艺批评，因为得不出结论。
谈到“骂”的功夫，很多人公认伊沙是位强手。读者赵亚虎便是因为感觉被伊沙“骂”得难受而愤然起诉，还特别提到了伊沙的那句名言：“不知道王小波，你是傻子。不喜欢李敖，你是弱智。不知道伊沙，你可惜了”。此话可以编入诗句，或化为小说主人公的言词，但如果作为自己正式的言论发表，就必须能够证明其间存在着因果关系。王小波仿佛大脑炎疫苗，这说法简直不堪一击，只需找出一位不知道王小波又非傻子的先生，伊沙自然失败。我是喜欢李敖的，因此丧失了起诉伊沙的原由。不过，如果伊沙的论点成立，依我对李敖的认识，他一定不再喜欢自己，因为他的存在凭空为世界制造了许多“弱智”。李敖不喜欢自己，也便成为“弱智”。而与“弱智”相提并论的又是什么呢？或许是为了体现一种态度，表明了伊沙的创作取向。不过，这种表态方式是以伤害读者尊严的方式进行的。伊沙对自己的评述，似乎可以作为机智问答的题目：不知道，就可惜；知道了，却被伤害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伊沙。足以难倒一休和尚，但不能证实出题的伊沙高明。在我看，效果恰好相反。
流行着一种主张：笔墨“官司”笔墨打，法庭上解决不了文艺问题。观点其实不错，但主张者往往借此抨击生诉之人多事，这便失于偏颇，正如有人借助法院的判决宣称自己是文艺论争的胜利者一样幼稚，所谓过犹不及。文艺论争的参与者，大可不必过分看重法院的判决，因为法院往往并不对论争本身的是非做出裁决。有人因为关于梨子滋味的分歧相互攻击，法院只判断争论者是否有充分理由拿对手他娘的非味觉器官说事儿，至于梨子到底是酸是甜，法官们管不着，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。当然，也不能因为牵扯了文艺问题，就剥夺人家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。类似的主张及与其针锋相对的观点，都体现着某些文人不喜欢走脑子的惯性话语方式。创作，不走脑子。批评，也不走脑子。文坛上，游动的是怎样的群体？这群体还有什么资格蔑视大众的品味？如此看来，当今大众对文坛的淡然态度倒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疯人院里充斥着不讲理的胡言乱语，人们不会费神去听。除非打得热闹了，才可能围观。
这些官司也确实体现了文坛的“悲哀”。不为法律对文坛的“介入”，而是中国的文人竟然会因不走脑子、不讲道理地写作站到了被告席上。
